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句名言：“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关注。”
的确，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但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带来的最终结果是经常会增进公共福利。
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每个人都试图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这样的机制，也是近代以来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加上法律制度以及伦理道德的监督和引导，人类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创造的财富也远多于历史上任何时期。
如果再简单一点，对于一家遵纪守法的企业来说，赚得越多说明对社会的贡献越大。比如医药企业吉利德科学，这家传奇的企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开发革命性的药物，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2025年，该公司研发的HIV疫苗在美国获批上市，只要每6个月注射一次，即可防范几乎一切HIV传播。世界卫生组织称，该药物是帮助人类克服艾滋预防的关键障碍。
这样的结论，不仅适用于大企业，也适用于合法经营的小商小贩。一家卖早餐的小店，能让无数忙碌的打工人在早上吃上干净可口的早餐，岂不也是一种社会贡献？
那这样的结论，是否也适用于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吗？只能说，不好说。
赚得盆满钵满的短视频企业
当我们讨论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时，就不能认为其仅是手机上的App那么简单。实际上，这些平台早已经成为能实现巨大经济效益的互联网巨头。
快手作为短视频行业的“二哥”，其在香港交易所发布的财务报告文件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总收入1032.08亿元，同比增长12.8%；非国际财务会计准则下，经调整净利润151.84亿元，同比增长16.7%。
快手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巨大的经济效益，得益于其为数亿用户提供的服务。
财务报告文件显示，2025年第三季度，快手平均日活跃用户4.16亿，平均月活跃用户7.31亿。这相当于，每天有三分之一的中国人使用快手，每月有一半的中国人使用快手。
快手有这样的规模和经济效益，足以称得上是惊人，但和“一哥”抖音相比，依然逊色不少。
由于字节跳动不是上市企业，外界难以得知其准确的财务数据。但据彭博社12月报道，2025年前三季度字节跳动净利润约400亿美元，约为人民币2800亿元。这差不多相当于快手同期净利润的20倍。
这样的经济效益，已经足以和美国社交媒体巨头Meta相提并论，后者2025年的预期利润约为600亿美元。8月有报道称，字节跳动第一季度营收超过430亿美元，使其成为当季全球营收最高的社交媒体公司，超越Meta同期的423亿美元。
再和国内的互联网巨头阿里、腾讯相比，虽然字节跳动成立于2012年，远晚于这两家巨头，但其经济效益已经远超它们。
阿里巴巴作为电商和云服务巨头，其2025年前三季度总收入为7319亿元；非公认财务会计准则下，净利润为737亿元，只有字节跳动同期净利润的四分之一。腾讯作为社交、游戏以及广告巨头，号称是中国最能赚钱的互联网企业，但在2025年前三季度非国际财务会计准则下净利润2111.38亿元，也只有字节跳动的75%。
因此，说字节跳动是迄今为止最能赚钱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并不为过。
短视频企业为何能这么赚钱？
这就不得不提算法和流量。
在互联网诞生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不管是门户网站还是搜索引擎时代，都需要人们主动去寻找信息。最多会有人工筛选信息推送给用户，但这样效率并不高。
那时的张一鸣，还未创立字节跳动，但在酷讯工作时买火车票的经历，不仅种下了算法推荐的种子，也打下了后来字节跳动成功的基础。
当时，张一鸣想订一张回家的火车票。但和许多人一样，想买到春节的火车票并不容易。当时酷讯已有的搜索，需要用户主动输入信息去查询二手票信息，而去火车站排队买票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于是张一鸣突发奇想，在中午吃饭时花了一个小时写了一个小程序，把自己的需求用程序固化、存储下来，让程序自动定时帮他搜，一有搜索结果，就马上通过短信通知他。半个小时后，张一鸣就买到了车票。
从那时起，使用算法自动搜索和收集、信息分发和找人这些想法，就在他的脑子里萌发。而算法和流量，也是后来字节跳动众多产品成功的基础。
再后来，快手以及其他企业也纷纷效仿，大规模使用算法推荐技术。如今，你很难找到哪家社交媒体是不使用算法推荐技术的。
正是在算法推荐的飞轮下，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实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皆因算法推荐而起
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讲，从以前的“人找信息”到后来的“信息找人”，是极具颠覆性的改变。
如果算法推荐被利用好了，将会给人们的生活以及社会发展带来很大便利。但在现实中，算法推荐也是最容易被滥用的技术。
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普遍表明，虽然在长期内，人们普遍追求幸福、意义和积极情绪，因此也需要并偏爱正面信息。但在短期内，人类的大脑对负面信息有更强烈、更快速的反应倾向。
这是由于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中，对猛兽、毒物、部落冲突等威胁保持高度警惕的祖先更有可能存活下来。大脑因此被“预设”为优先处理负面信息，这被称为“负面偏好”。坏消息可能意味着危险，需要立即关注和反应。
而在现实生活中，灾难、丑闻等负面信息通常会引发人们强烈的情绪反应，如恐惧、愤怒或焦虑，人们也因此记忆更深刻。
以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推荐算法，则进一步扭曲了这一现象。那些负面的、有争议的、极端观点等内容，更能引发愤怒、对立等情绪，也因此更容易获得互动和传播。
对于部分内容创作者来说，不是绞尽脑汁创作优质内容，而是故意撒下“愤怒诱饵”，平台也选择放任自流，利用敏感话题故意激起公众愤怒情绪。所以打开短视频平台，那些煽动对立、贩卖焦虑、夸大矛盾的内容让人“越看越生气”，却又“越看越想看”。
同时，与理性深刻的内容相比，低俗、娱乐、八卦等内容恰好迎合了部分人的认知惰性与猎奇心理，往往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平台也向这些不良内容悄悄倾斜，甚至大力推送。
而在流量分发的过程中，那些点击率、互动量越高的内容，越容易被算法捕捉从而分配更多流量，推送给用户。当算法嗅探到用户“喜欢”这些内容后，又将相同或类似的内容推送到面前。最终形成一种“循环”。
此外，不同平台之间为了抢夺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展开博弈，乃至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比如操纵算法、虚假宣传、炒作热点、煽动情绪等等。
由于每个用户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倘若一个人在某一个平台上停留时间增加，也就意味着使用其他平台的时间减少。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不少平台和自媒体陷入了追逐流量的恶性循环，精心设计令人“上头”的机制和内容，让越来越多的用户“刷了停不下来”。
种种因素之下，从以前的“人找信息”到后来的“信息找人”虽然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史上极具颠覆性的改变，但对于抖音快手等平台来说，现状是在平台推荐算法的作用下，大量劣质负面信息主动找人。
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利用推荐算法，向亿万用户推荐大量劣质信息，侵蚀年轻一代的深度思考能力，导致许多人生活在愤怒、抑郁、焦虑之中。同时，加剧舆论和认知撕裂，削弱社会共识，让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分裂、对立……
未成年人受害尤其严重
面对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带来的危害，部分高认知高学历的青壮年群体尚且不能避免，更不用说大量老年人以及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了。
以未成年人为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他们沉迷于以短视频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会对他们的身体、心理、思想以及学业带来广泛且深入的影响。
未成年人通过社交媒体可能会接触到不良信息，产生错误认知，进而引发攀比、自卑等负面心理。网络骚扰、网络暴力等现象也极有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
前不久，在一个节目中，香港女演员、歌手刘嘉玲问知名网络名人章泽天是否让小朋友使用社交媒体，章泽天表示：“完全不给。偶尔可能看看纪录片、动画片，但是社交媒体不行，我希望越晚越好。”
章泽天的这些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很快就引起了巨大关注，其在微博上的相关话题阅读量已经超过1亿。在微博的相关话题讨论区，大部分网友则认可未成年人沉迷于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危害，并认同应该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有网友表达了对章泽天的支持：“抛去她的身份，我觉得她做法是对的，我侄子小时候也不刷手机，只看动画片之类，长大要开飞机要开轮船当宇航员的，五六岁刷抖音后，说长大要当主播。”
另一位网友表示：“去年回国我表妹初中当着家里所有人面直接说学习干啥，以后自己就找个有钱老公就完了。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但这个想法肯定是来源于社交媒体……”
而在现实中，无论在哪里总能看到未成年人拿着手机在刷短视频等社交媒体，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严重。粗略计算，使用短视频的未成年人可能高达上亿，形成依赖的未成年人可能有数千万。
面对未成年人沉迷于短视频等社交媒体的现象，如果不及时干预，其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难以估量。但让人担忧的是，想要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等社交媒体的问题却并不容易。许多家长即使想要管控孩子使用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往往也是有心而无力。
因此当前的现状是，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尤其是未成年人沉迷于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另一方面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收入屡创新高，实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情况下，企业赚得越多，似乎对社会的危害越大。
监管部门也在行动
面对以短视频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危害，其实近年来监管部门也采取了大量措施。
早在2019年3月，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牵头，在主要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试点上线的“青少年防沉迷系统”，会在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浏览内容等方面对未成年人的上网行为进行规范。
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则明确，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用户选择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相关服务。
而在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八部门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界定了需要防范的四类网络信息，并进行了细致的规定：
一、可能引发或者诱导未成年人模仿或者实施不良行为的信息，如性暗示、网络暴力、危险行为模仿、诱导非理性消费（如打赏、充值）、宣扬不良生活方式等信息。
二、可能对未成年人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的信息，如宣扬漠视生命、自我贬损、奢靡享乐、炫富拜金、畸形审美、低俗恶俗文化、“读书无用论”“唯分数论”等信息。
三、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信息，如恶搞未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打造争议人设谋取利益等信息。
四、不当披露和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如未经允许不当展示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
这四类信息，恰恰是在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很有流量，也容易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危害的信息。
对于网络平台的责任和义务，《办法》则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在首页首屏、弹窗、热搜、榜单、推荐、精选等处于产品或者服务醒目位置、易引起用户关注的重点环节，呈现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
此外，提供算法推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服务的网络平台，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措施，不得向未成年人推送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
总体来看，《办法》的出台，是中国在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道路上取得的新成果，将对网络环境的改善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其身心健康。
做对的事，把事做对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有一句名言“做对的事，把事做对”。对于任何企业来说，首要任务是“做对的事”确保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把事做对”则是通过有效的规划、组织和控制来实现目标。
实际上，“做对的事”永远优先于“把事做对”。因为如果方向错误，那么执行得越好，错得就越离谱。
再来看看快手抖音，在算法和流量的推动下，能有今天的成就，确实令人惊叹。同时，企业追求经济效益也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企业的成功，不能建立在损害社会利益的情况下。
单就“赚钱越多等于社会危害越大”而言，这也并非是一条必然的因果链。但如果缺乏有效的伦理约束和监管平衡，企业的经济效益建立在使用算法推荐传播负面信息、危害社会利益的基础之上，则虽然可以实现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也意味着与内容生态的负面效应、对社会的潜在风险等问题相伴而生。
这种情况下，“赚钱越多等于社会危害越大”就是成立的。即使字节跳动作为中国最赚钱的互联网企业，但其所赚的钱，也很可能无法和亿万用户的潜在损失相比。
其实，对于短视频行业来说，问题根源不完全在于“赚钱”，而在于其核心商业模式——“注意力经济”与公共福祉之间的潜在冲突，且结果取决于技术是滑向无约束的“流量至上”，还是被锚定在“科技向善”的轨道上。
无论如何，对于任何企业来说，只有“做对的事，把事做对”才能长远。正如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所隐含的前提——良好的法律制度与伦理道德框架。
短视频平台面临的正是这些前提的重构。“赚得越多等于社会危害越大”，并非必然的宿命。但在数字时代，对于短视频这样的注意力经济巨头而言，构建与之匹配的伦理与治理框架，或许比传统行业更为迫切。
参考资料：
1.治理成瘾推送需打破“算法黑箱”
https://mp.weixin.qq.com/s/QY6FwdF2we_e2KfDqDAfXQ
2.治理网络乱象需从流量机制入手
https://mp.weixin.qq.com/s/9onQ8p6jsGMsvFaL7ecSWA
3.当心社交媒体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8/202307/t20230725_10706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