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维迎
来源：辛庄课堂
曾经有句非常流行的话：“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句话至今仍然主导着许多人的思维。前半句是否正确，我不好判断。毕竟，像我这样一个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的人，也就只能哼几句陕北民歌。但我敢肯定，后半句话是错的。至少，它不适用于知识分子。当然，我这里讲的是严肃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真正的学者、思想家。
按照阶级分析方法，自人类走出原始社会以来，任何社会都有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或者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他们之间利益是对立的，持有的观点一定是相反的。统治阶级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拥护现存的制度，而被统治阶级是现存制度的受害者，他们一定反对现存制度，企图推翻现存制度。比如，在封建社会，贵族是统治阶级，农奴是被统治阶级，贵族一定拥护封建制度，农奴一定反对封建制度。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资产阶级）是上层统治者，靠剥削为生，一定拥护资本主义；而工人是无产阶级，是受剥削者，一定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但事实上，我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最激烈的批评者往往是上层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而资本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往往来自工人或下层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
有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可能是资本主义最激烈批评者
人类历史上对资本主义最激烈、影响力最大的批评者，莫过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了。但他们二人都出身于德国上层精英家庭，而不是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
卡尔·马克思的父亲是普鲁士一位很有钱的律师，具备专业阶层优势，家境殷实，拥有良好的学术熏陶与社会资源，无需依靠市场谋生糊口。他的岳父是普鲁士的贵族，小舅子是普鲁士的司法部长。他的合作者和赞助商恩格斯本人就是一位资本家。但马克思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彻底的资本主义批评者。他创造了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剖析资本积累、剩余价值与经济危机的内在关联，揭示市场经济体制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矛盾，号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的著作《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构建了人类历史上最系统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深刻影响了后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知，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身于德国工业资本家家庭，家族经营跨国纺织实业，本人在英国拥有数家工厂，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继承者，终身无需为生计奔波，还能慷慨资助马克思从事研究工作。但他深入工厂一线调研，写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真实记录了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底层劳工的生存困境。他长期资助理论研究，系统审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劳资冲突，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性与结构性问题持尖锐批判态度，推动形成完整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乔治·卢卡奇，匈牙利顶级富商家庭出身，物质条件极其充裕，属于社会顶层精英阶层。但他深入反思市场化分工与资本逻辑对人的异化，指出市场工具理性过度扩张对个体价值与主体性的侵蚀。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系统阐释了市场经济运行中物化现象的生成逻辑，被认为是反思现代市场文明弊端的重要理论成果。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中国，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中国共产党核心创始人和早期革命骨干，大多出身乡绅、地主、富农、资本家、军阀、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家庭，并非底层劳苦阶层。他们无疑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但他们的家庭背景并没有使他们成为旧制度的卫道士。相反，他们是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主动投身推翻旧制度的社会变革，领导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工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可能成为资本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
与上述例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代一些著名的资本主义制度捍卫者，恰恰出身于下层家庭。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托马斯·索维尔就是典型的例子。
市场经济斗士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父母是来自奥匈帝国的犹太移民，母亲早年在纽约血汗工厂做缝纫工，父亲做个小商贩，但生意大多并不成功。在他上高中时候，父亲突然去世，母亲独自支撑家庭。1929年进入罗格斯大学时，家里几乎拿不出钱供他读书，他完全依靠竞争性奖学金支付学费，同时需要大量打工（做餐馆服务员、商店店员、给落后学生做家教），挣取生活费。在大萧条的动荡年代，他亲身经历了物资匮乏与生存艰难。但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反而成为其捍卫者。他坚信自由市场是让大规模人群实现自愿合作的唯一途径，市场竞争能够最大限度释放个体活力，政府过度干预反而会扼杀社会机会、损害底层人的利益。他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政府补贴、福利、公共项目看似“免费”，代价终究由社会以税收、通胀、资源挤占的方式承担。他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是现代自由市场理论的经典之作，系统阐释了市场化制度对个体自由、社会效率与阶层流动的核心价值。
现在仍然在世的市场经济斗士托马斯·索维尔，出生于美国黑人底层贫民家庭，年少时家境贫寒，长期依靠体力劳动维持生计，亲身体会了底层人群生存的不易。索维尔早年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时，修过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的经济学课。但本人多次回忆说，改变自己思想的不是弗里德曼的课堂，而是他在美国劳工部短期任职的实地经历，是对官僚体制的现实体验让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他反对将贫富差距简单归咎于市场制度，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能够为弱势个体提供公平的上升通道。他通过长期实证观察和深刻理论分析，证明市场化竞争是打破阶层固化、改善底层命运的核心力量。他是一位黑人，但反对政府向黑人提供定向长期福利和结果导向的补偿性转移支付，因为这一套政策产生大量非预期负面后果，反倒降低了黑人的生存能力。他认为，黑人的阶层上升，主要来自市场就业、教育普及、民权法案带来的法律平等，而不是政府现金福利补贴。
那么，我们能否由前面的例子就得出结论说，知识分子一定是其出身阶级的叛逆者：上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反对资本主义，下层出身的知识分子拥护资本主义呢？也不能！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有反对资本主义的，也有拥护资本主义的。同样，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有拥护资本主义的，也有反对资本主义的。
对市场经济的态度，与出身阶层无关
奥地利经济学派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学中的“右派”，是经济学思想史上最坚定、最系统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学术流派。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不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五代核心奠基人、继承者，无一例外均出身贵族、官僚、富商精英家庭，无一人来自底层贫苦家庭。
例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奥地利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他出身于奥匈帝国新晋贵族精英家庭，父亲是帝国高级铁路实业家、资深工程师，凭借实业成就获皇室授予的贵族头衔；母亲来自维也纳顶级自由派政治家族，舅舅是帝国议会政党议员，家族兼具财富、权力与社会声望。早在上世纪20年代，米塞斯就发起了对计划经济的批判，认为计划经济无法解决经济核算问题，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他否定一切形式的经济干预、计划经济与福利管控，论证唯有依靠自由交易、私有产权、市场竞争，才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民众福利的提升。他是市场体制最彻底、最坚定的理论捍卫者。
奥地利经济学派第四代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出身于维也纳顶级学术贵族世家，家族四代学者、贵族出身。父亲是知名医学博士、植物学家，任职高校；母亲出身世袭大地主贵族家庭，坐拥丰厚遗产，家族财富足以支撑几代人无需劳作。青年哈耶克曾倾向过“温和社会主义（费边式社会主义）”，但22岁时，读到米塞斯的《社会主义》一书之后，他放弃了对计划经济的幻想，转向奥地利学派的市场理论，成为米塞斯思想的追随者和继承人。他提出自发秩序、知识分散、市场演化等核心理论，论证市场是人类演化形成的最优自发合作秩序，远比人为规划、行政调控更高效、更公平。他坚定不移地捍卫私有产权与自由竞争秩序，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自由市场思想家。
当代奥地利学派掌门人伊斯雷尔·柯兹纳，出身于伦敦正统犹太精英学者家庭，父亲是知名拉比、塔木德经学权威，属于当地受人尊崇的知识精英阶层。他自幼接受体系化精英教育，无底层生存压力，无需为生计奔波。他追随米塞斯，继承米塞斯、哈耶克的自由市场传统，创立了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坚决捍卫自由竞争、私有产权与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认为市场的动态调整和企业家的机会发现，是政府干预永远无法替代的。他的企业家理论为纯粹市场化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在当代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中，亨利·黑兹利特可能是唯一底层普通出身的人物。他幼年家境清贫，父亲早逝，家庭缺乏稳定收入，曾就读公益贫民学校，大学因家贫被迫辍学，早年长期打工养家，是真正从贫困底层成长起来的从业者。他将米塞斯、哈耶克的精英原创理论转化为大众通俗语言，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市场经济布道者。他有句名言：富人的财富并非穷人贫困的根源，反而有助于缓解穷人的贫困。他的《一课经济学》是古典自由主义、奥地利学派重要的通俗读本。
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中，当然也不乏底层出身的学者与社会活动家。例如，罗莎·卢森堡，这位20世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出身于俄属波兰扎莫希奇的底层犹太移民家庭，家境普通，对资本主义扩张逻辑与制度矛盾有着深刻反思，是德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当代美国政治家伯尼·桑德斯，出身于普通工薪家庭，长期批判寡头化资本主义，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2016年和2020曾两次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虽未获得提名，但极大地重塑了民主党的左翼议程。
思想是“无因之因”，不可预知
我这篇文章想证明的是，知识分子说什么话，有什么样的思想倾向，与他们本人的出身阶层没有必然联系。“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是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不是真实世界的反映。历史决定论假定所有的后果，都有导致它的前因。由此，人们总是试图为一个人的观点找到利益源头或认知基础。但真实世界是未定的，过去不能完全决定未来。决定未来最重要的是思想。但思想是怎么产生的？一个人为什么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思想和观点？我们并不清楚。所以，英国经济学家乔治·沙克尔(George Shackle)说：思想是“无因之因”(uncaused cause)，本身就是原因，是开端，无法完全依据先在条件推知，不可预知。正因为如此，作为思想和行动主体的人，便成为历史持续不断的创造者。如果思想有其确定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其创造者的出身或其他必然性，人的选择就毫无意义。因为，那意味着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选择”二字不过是幻觉的代名词。[1]
把人的思想简单归结为利益的延伸是错误的。阶层从来不能决定立场。同样是精英出身，有人终身批判市场制度，有人坚定捍卫市场秩序；同样是底层出身，有人感恩市场赋予的机会，有人痛斥市场带来的贫富不均。相同的环境、相同的出身、相同的时代，甚至双胞胎兄弟姐妹，依然会诞生完全对立的思想观念。社会学的归因，或许能部分解释某些群体趋势，但解释不了个体命运与个体思想。我们可以知道某个人表达出来的观点，但永远无法根据其阶级出身，精准预判某一个具体的人会形成怎样的价值观。这说明一个朴素的真相：人的思想生成是复杂、混沌、无法完全溯源的过程。出身、环境、经历只是影响因素，绝非决定因素。人类所有的归因分析，都是为了让复杂的世界变得逻辑自洽，而不是真正掌握了思想诞生的终极规律。对于市场制度的态度分歧，我们可以清晰看见现象，但无法绝对笃定成因。
正因为思想可以独立于利益，凯恩斯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所想象的更有力量。”“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步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迟或早，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2]
本文撰写于2026年8月25日。
参考资料
[1] G.L.S. Shackle. 1979. Imagination and the Nature of Choic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 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400页（这里的英文略有不同），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