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国家，确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儿童和成人越来越多。科学家正设法解释其背后原因，以及如何提供最有效的支持。
原文作者：Helen Pearson
在世界上有些地区，被诊断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人数正创下历史纪录。以美国为例，政府研究员在2024年报告称，超过11%的儿童在某个阶段接受过ADHD诊断[1]——比2003年的8%显著上升（见“美国男孩和女孩的ADHD患病率”）。
如今，美国卫生部门高层官员称ADHD诊断已开始失控。去年5月，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领导的“让美国再次健康”委员会表示，ADHD是“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的一部分，并认为ADHD药物长远来看于儿童无益。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
有一点毋庸置疑，在多个因素的作用下，包括ADHD的检测水平和认知度提升，如今有症状的人会去接受诊断和治疗，而在多年前这不可能发生。临床医生表示，这点在女性和小女孩中尤其明显，她们的症状模式过去常被忽略。尽管一些专家担心过度诊断的问题，但很多人更担心有大量病例未得到诊断和治疗。
与此同时，ADHD的认知度和诊断的提升，也激发了一场公共讨论，人们探讨应如何看待ADHD并提供最佳支持，包括何时需要用药。“神经多样性运动”的出现挑战了ADHD是一种应该被“治疗”的疾病的观点，并提出这是一种应得到理解和支持的“不同”，比如更侧重于调整学校和工作环境。
来源：参考文献1
“我对‘障碍’这个词很有意见，”患有ADHD的美国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生物医学工程师Jeff Karp说，“有障碍的其实是学校这个系统，而不是孩子们。”
但许多临床医生和ADHD患者表示，这种病带来种种困难——从学习费劲到容易受伤和药物滥用——都证明了这确实是一种医学疾病，而药物对很多患者而言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治疗手段。
“我经常听到有人说，ADHD是一种天赋，一种超能力，我很赞同”，本身患有ADHD的ADHD临床专家、美国非营利组织“ADHD儿童与成人”（CHADD）主席Jeremy Didier说。“但不应回避的是，如果不加诊断或控制不当，ADHD会严重影响个人生活。”
她和其他人认为，神经多样性和医学模型各有优点。“我认为，如何有意义且有效地结合两者才是该领域最难的问题，”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专家Sven Bölte表示。
真实的增长
大量研究显示，过去20-30年里，许多高收入国家的ADHD诊断率呈上升趋势——与自闭症的上升趋同（见“ADHD的上升趋势”）。一项研究显示，2000-2018年，英国的ADHD新诊断率在男孩中翻了一番，在女孩中翻了两番[2]。成年人中的增长速度更快。“我们的数据显示确诊率在上升，”美国彩虹儿童医院的儿科神经学家Max Wiznitzer说。
来源：US CDC NHIS Annu. Rep. (https://go.nature.com/3XEGYXJ).
那上升的原因呢？研究人员说，ADHD症状和特征的发病率似乎没有较大增加——即多动、冲动、注意力不集中。两项全球综合性研究显示，当科学家在人群代表性样本中使用标准程序严格评估症状时，他们发现ADHD的“真实”发病率在世界各地相当一致——儿童中约为5.4%[3]，成年人中约为2.6%[4]。
而美国卫生当局2024年报告的美国儿童诊断率达11%[1]，专家认为，两个数字之间差距较大有多个原因。这个数字来自2022年开展的美国国家儿童健康调查，调查问家长是否曾有医生或其他医疗机构表示他们的孩子有ADHD。问题是，这种评估患病率的方法会使数字虚高，巴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的精神病学家、ADHD专家Luis Rohde说。一些儿童可能被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误诊了，这些儿童在全面的临床评估中其实不算ADHD。一些家长也可能记错了，或许有人说过他们的孩子有症状但并没有正式确诊，他说。而曾接受诊断的儿童在症状减轻并复查后，调查期间可能已不符合诊断标准。
研究人员和专家也提到推升诊断率的其他因素。一个是诊断标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的变更。这个大量使用的手册在1994年的第四版中要求，儿童或成人确诊ADHD需要在9项注意力不集中症状中占至少6项和/或在9项多动症状中占至少6项，而且这些症状必须出现在7岁以前。（这符合认为ADHD属于儿童脑发育期间出现的神经发育疾病的观点。）
2013年推出的第五版中，标准有所放宽：症状必须出现在12岁前，而成人确诊要求最少有5项症状（儿童仍要求占6项）。“当你放宽了标准，发病率显然就上升了，”参与修订工作的Rohde说。医生现在常与其他疾病一起诊断ADHD，而过去他们只关注单一疾病，Bölte说，“这也推高了统计数据。”ADHD常与自闭症、焦虑症、抑郁症等疾病一同出现。
障碍是前提
如今，一次全面的ADHD评估需要收集详细病史并填写行为问卷，包括由家人提供的信息，而儿童则需要学校提供的信息。在美国，ADHD可由各领域的医疗专业人士诊断，包括精神病学家、其他精神医疗专家，以及初级诊疗医生，如没有ADHD相关经验的儿科医生。不同国家的情况不同：在巴西等中低收入国家，有ADHD症状的人常被转诊至神经科和精神病专科进行评估和诊断，而这类专业人士非常短缺，Rohde说。
第五版手册定义了ADHD的三种“型”。“注意力缺陷型”（predominantly inattentive）的症状包括粗心大意、难以维持注意力、容易丢东西、容易分心。“过动/冲动控制障碍型”（predominantly hyperactive-impulsive）的症状包括烦躁、坐立不安、过度说话和干扰他人。“混合型”同时包含了以上两大类的症状。诊断要求症状至少持续6个月，并出现在两个或以上的环境中（如学校、家、工作）；无法由另一种疾病解释，如焦虑症；会导致某种障碍，如学习困难、失业或人际关系出现问题。
插图：Ada Zielińska
障碍是一个关键要求，临床医生说。这些症状存在人群差异：有些人很好动或注意力不集中，有些人完全没有。但如果症状严重干扰了生活，这些人就会被诊断为ADHD。“当你的生活脱轨时，ADHD的医学含义便开始显现，”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专家Margaret Sibley说。
Bölte表示，临床医生认为现在的诊断标准比过去更加宽松开放。这是除了诊断标准变化外，ADHD显著增加的另一个原因。
但专家指出，鉴定某人是否达到这个障碍临界值，需要主观、有时甚至艰难的判断。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是：对个人障碍程度的判定究竟应该对照个人潜力值还是人群平均值。
可以明确的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儿童被认定超过了这个阈值。Wiznitzer表示，当他在诊断儿童时，“他们的【其中一名】家长几乎也有症状”。（这是因为基因是ADHD的一个主要促进因素：这种疾病的遗传率[5]约为70-80%。）虽然这些家长可能和孩子一样有症状，但很多人没被确诊过，他说。但现在，他们也会被确诊了。
TikTok上的ADHD
诊断数量上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公众对ADHD的认知度提高了——得益于TikTok等社交媒体上引发的公众热议。
网上的信息让这些人找到了共鸣——他们长期被这些症状和障碍困扰，但从不明白是怎么回事，Sibley说。这会让他们寻求信息和专业帮助，诊断率自然也就高了。如果能为自己或孩子争取帮助和服务，比如支持学习的适应措施，他们可能愿意积极接受诊断。
ADHD病例激增也引发了担忧，尤其是在美国，网上一些渠道或是没有ADHD相关训练的医疗人士，会在缺乏全面临床评估的情况下作出令人存疑的诊断。“他们只给你看15-20分钟，然后就做出了诊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儿童与青少年精神健康与ADHD专家Stephen Hinshaw表示。不过，Didier认为更大的问题在于，有很多ADHD患者没得到确诊或治疗。她认为，患者必须由专业的ADHD诊疗人员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估。
在中低收入国家，对ADHD的认知度尤其不足，Rohde说。“这些地区的问题显然是诊断不足、病耻感和治疗不足，”他说，这主要影响的是弱势群体和社区。
许多专业人士注意到，女孩和女性的诊断率快速飙升[6]。一部分原因是女性和女孩更容易有注意力不集中症状——而不是更直观的好动症状——且更会用组织策略和其他办法来“掩盖”这种症状。Didier表示，虽然身为ADHD专业人士，并给她的三个儿子确诊，但她和其他ADHD医生却忽略了她女儿身上的端倪和症状，直到她女儿进入青春期才发现。“令人震惊的是，我们对女性ADHD发展轨迹的研究居然这么少，”Sibley说。
世界本身的变化，是诊断率上升的另一个可能因素。一些研究人员推断，学校、工作、技术和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变得非常复杂和繁重，让更多人开始出现障碍。Bölte说，瑞典的学校有时太混乱了，课程表和评分系统都极为复杂。他说：“许多学生感到困惑，对学校很不满，已经看不懂学校这个系统了。”
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7]显示，家长认为他们孩子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了。该团队分析了家长如何看待瑞典出生的逾2.7万名9岁儿童的ADHD症状。2016-2018年就诊的家长比2004-2006年就诊的家长更容易认为孩子有更多障碍，尽管他们孩子的症状数量其实是相同的。“孩子周围的环境很重要，”参与该研究的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ADHD研究员Samuele Cortese说。
环境是关键
Karp称ADHD为“环境依赖型”。在儿童被要求坐着不动并保持安静的学校里，这些症状很容易被当成问题，他说。但如果ADHD患者进入一个滋养和赋能的环境里，他们就能调动他们的神经类型，完成了不起的事。Karp并不反对用药——他自己也会吃药——但他更想看到学校和社会的进步，从而能让ADHD患者更好地“生长”。
另一边，研究人员正寻找证据证明症状严重程度会随时间变化。Sibley和同事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分析了逾550名最长随访16年的ADHD儿童的详细记录[8]。该团队发现，64%青少年的ADHD有波动——症状消失后又重新出现。
Sibley和她的团队曾提出假说：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压力时，如去新学校或新生儿出生，他们的症状可能会突然爆发。但事实好像正相反，Sibley和同事后来的一项分析显示[9]，这或许是因为，这些人在症状减轻时有能力承担更多责任。但Sibley说，另一种更有共鸣的解释是，ADHD人士的生活中需要一定程度的活动和责任感来表现和保持专注。Sibley提出了一个U型曲线：太多或太少的压力和职责会让ADHD人士无法发挥其最佳状态，但在一个“最佳击球点”上，他们就可以。
这类研究掀起了ADHD应该如何治疗的辩论。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的临床指南建议使用哌甲酯（商品名为利他林或专注达）一类的兴奋剂药物治疗5岁及以上儿童。但这只适用于家长接受过ADHD培训和支持后，而且患儿的障碍在通过“环境改造”减少学校的干扰后仍然存在。NICE建议5岁以下儿童的一线治疗应包含针对家长的培训，比如设定清晰规则的行为管理技巧。
美国儿科学会建议[10]对6-12岁儿童使用药物和行为疗法，如家长培训和学校调整。
一项对2020年前发表研究的荟萃分析通过综合高收入国家的数据[11]，确定了ADHD药物治疗是否存在过度使用或使用不足的问题。分析发现，19%的ADHD学龄儿童正在用药——远少于该研究认为能从用药中获益的70%的比例。分析还发现，未正式确诊ADHD的儿童中有1%的已在用药。
不过，药物治疗是一个时下很热的话题，Cortese说。倾向于药物治疗和倾向于替代疗法的一直是两个对立阵营。
去年1月发表一篇系统性综述[12]旨在融合这种对立。该综述通过综合严格对照试验的证据，首次比较了ADHD所有干预形式的有效性。结果显示，兴奋剂和药物托莫西汀在用药12周后能有效减少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的“核心”症状。“只有药物治疗能给出一定的证据，支持它们的治疗效果，”综述共同作者Cortese说。“证据再清楚不过了。”该综述发现有较弱的证据证明，侧重于改变无益想法和行为的认知行为治疗，能改善成人的核心症状。但大量其他研究显示，行为干预能有效提高ADHD成人和儿童的其他结局[13]。
研究人员承认，ADHD药物可能有副作用，而且有很多未知数。一些研究显示，服用兴奋剂与儿童预期身高和体重降低有关[14]。但瑞典的一项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15]发现，即使在使用兴奋剂药物治疗前，ADHD就与身高较矮有关了，说明其他遗传或环境因素或能解释全部或部分的身高偏矮。我们一定要和病人说清楚利弊权衡，英国牛津大学研究精神病学精准医疗的Edoardo Ostinelli说。
ADHD药物治疗的长期影响更难开展严格研究，所以证据也更稀缺。在8月发表的一项研究[16]中，Cortese和同事分析了2007-2020年瑞典确诊的15万名ADHD患者的记录，其中半数已开始用药，如哌甲酯。团队在控制混杂因素后发现，与没有用药的对照组相比，用药与自杀行为、药物滥用、刑事定罪和交通事故减少有关。
兴奋剂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得到了海量文献的支持，Bölte说，“这可能是整个精神医疗领域里最有效的药物了。”
不过，《自然》采访的临床专家强调，患者支持应包括提供各种干预手段，而个人应与专业人士一起决定哪种干预手段才最适合他们。
Wiznitzer表示，数据并不支持“让美国再次健康”（MAHA）报告中提出的ADHD治疗存在过度或长期无效的观点。“处方率的上升，是因为我们能更好地发现有问题的儿童了，”他说，该报告对兴奋剂的看法没有基于对其效果的整体证据。
如何为个体选择最佳干预手段，这个问题需要更科学的研究。ADHD人士的症状范围很广，对药物治疗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但研究人员对其原因仍不明确。
Cortese、Ostinelli和团队正在开发一款数字工具——基于随机试验和ADHD人士病史数据——能提供最符合个体ADHD症状的疗法。他们希望，这能进一步优化当前的试错方法。
ADHD群体面临的另外两个问题，是诊断和治疗的获取以及不实信息。2022年的一项研究[17]中，临床医生将TikTok上超过一半的ADHD视频列为“误导性”。“上面充斥着哪些属于和哪些不属于ADHD的谣言，”她说。而肯尼迪的言论——如凭借可疑数据证明孕期服用泰诺（对乙酰氨基酚）与自闭症和ADHD有关——只会“火上浇油”，一些研究人员说道。
《自然》请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回应对肯尼迪和MAHA委员会言论的批评。该部门一位发言人表示：“HHS致力于用更多行动改善儿童用药的安全性和合理性。”
科学家希望深入了解ADHD大脑环路的发育和运作方式，最好能找到能辅助诊断的生物标志物。Sibley说，研究人员还没能测试来自有ADHD经历人群的所有看法。
不过，关于ADHD的许多谜题仍未解开，Sibley说，因为整个医疗领域认为ADHD的严重性不如其他威胁更大的慢性病，如抑郁症。她说：“这才是领域面临的硬仗。”
参考文献：
- Danielson, M. L. et al. J. Clin. Child. Adolesc. Psychol. 53, 343–360 (2024).
- McKechnie, D. G. J., O’Nions, E., Dunsmuir, S. & Petersen, I. BJPsych Open 9, e121 (2023).
- Cortese, S. et al. Mol. Psychiatry 28, 4823–4830 (2023).
- Song, P. et al. J. Glob. Health 11, 04009 (2021).
- Faraone, S. V. & Larsson, H. Mol. Psychiatry 24, 562–575 (2019).
- Young, S. et al. BMC Psychiatry 20, 404 (2020).
- Garcia-Argibay, M. et al. JCPP Adv. 4, e12238 (2024).
- Sibley, M. H. et al. Am. J. Psychiatry 179, 142–151 (2022).
- Sibley, M. H. et al. J. Clin. Psychiatry 85, 24m15395 (2024).
- Wolraich, M. L. et al. Pediatrics 144, e20192528 (2019).
- Massuti, R. et al. Neurosci. Biobehav. Rev. 128, 64–73 (2021).
- Ostinelli, E. G. et al. Lancet Psychiatry 12, 32–43 (2025).
- Faraone, S. V. et al. Nature Rev. Dis. Primers 10, 11 (2024).
- Faraone, S. V., Biederman, J., Morley, C. P. & Spencer, T. J.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47, 994–1009 (2008).
- Ahlberg, R. et al.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62, 1316–1325 (2023).
- Zhang, L. et al. BMJ 390, e083658 (2025).
- Yeung, A., Ng, E. & Abi-Jaoude, E. Can. J. Psychiatry 67, 899–906 (2022).
原文以ADHD diagnoses are growing. What’s going on?标题发表在2025年11月26日《自然》的新闻特写版块上